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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场大厅的视觉符号瞬间模糊了地理边界：指示牌上的简体汉字、机场的粤语招徕声、商铺招牌上“吉隆坡”与“Kuala Lumpur”的双语并置，让我产生短暂的“文化眩晕”，下意识向同行伙伴确认“我们真的离开中国了吗？”。这种恍惚感源于一段偶然的学术联结：大学前，我从未想过四川武术人的身份会与新马产生交集，直到入学后参与“新质育才”科研项目，跟随学姐撰写新马体育史研究方案。指导老师要求我们从《叻报》《南洋时报》等数十份跨世纪侨报中钩沉华人体育踪迹，而我一句“会粤语、钟爱广东武术”的随口提及，竟让后续的学术训练多了层“语言预备”——老师让我课后强化粤语发音、了解入门马来语基础。彼时的我，对海外调研的规范与方法懵懂无知，只当是额外的“课业负担”，直到双脚真正踏上这片土地，才读懂这些安排背后的人类学深意：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，更是进入文化内部的“主位视角”钥匙。
走出机场，华人面孔的高频出现、耳边熟悉的粤语腔调，与文献中“先辈抱团拓荒”的记载形成跨时空呼应。那些百年前侨报中模糊的生存图景——华人劳工如何在陌生土地上思念故土、如何以宗族与会社凝聚力量、如何将异域改造为“第二故乡”——此刻都化作具象的感官体验。作为四川籍却能熟练使用粤语的研究者，我意外成为团队中的“文化中介”：既能通过粤语与本地华人建立情感联结，又能凭借对华人武术史的了解切入深度交流，这种“双重熟悉性”让田野融入比预期更为顺畅，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海外民族志“局内人-局外人”的身份张力。
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政策虽保障了各族群的基本权利，但华族在人口、地域、政策、习俗等方面的生存空间正逐渐收缩。从人口结构来看，华人的生育率持续走低，导致其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逐年下降；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认同的流失：华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时，往往需要改用马来姓氏、加入当地教会，这种“身份妥协”不仅意味着个人宗族归属的断裂，更导致华族文化基因的逐渐消散。老师感慨：“现在很多年轻华人连祖籍地都说不清楚，更谈不上传承传统文化了。”
这种身份淡化本质上是文化适应与族群融合的必然代价。在马来西亚“马来人优先”的社会结构中，华族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，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主流文化，而姓氏、宗教、习俗等文化核心要素的改变，正是这种融合的直接体现。但从海外民族志的视角来看，这种“融合”并非简单的文化同化，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“协商过程”——华族在放弃部分文化特征的同时，也在努力维系核心的族群认同，这种“坚守与妥协的平衡”，正是海外华人文化传承的核心困境。
而这种联结的弱化，直接影响了武术等“具身性文化”的传承。在早期华人迁徙史中，武术不仅是防身技能，更是地域文化的“身体载体”——从闽粤地区等武术流派到马来西亚武术在地化，承载着特定地域的文化基因与宗族记忆，华人通过习武维系着与祖籍地的情感联结。但如今，随着祖籍记忆从“家族根源”退化为“文化标签”，武术的传承也再次呈现出“离散化”特征：年轻华人学习武术的目的不再是传承宗族文化，而是将其作为竞技体育项目或兴趣爱好，武术与地域文化、宗族认同的深度绑定关系，正逐渐被消解。
这段回应背后，是一段厚重的武术传播史。作为中国武术首次有组织的海外传播，“精武下南洋”是近代华人体育史上的重要事件：以陈公哲为代表的“五特使”远赴南洋，不仅宣讲近代体育理念、传授武术技艺，更以精武会为载体，凝聚华人情感、维系族群认同。吉隆坡精武会的建立，标志着华人武术从早期“秘密社会的自保工具”，转变为“面向大众的文化传播载体”，实现了从“离散”到“聚合”的关键转变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精武会不仅是习武场所，更是华人社群的文化中心，承载着一代华人的集体记忆。
但如今，这座承载着“精武魂”的实体空间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游泳池。我通过社交媒体核实了这一消息，又向当地华人进一步访谈，得知虽然马来西亚的武术运动并未消亡——本地华人在东南亚武术比赛中仍能凭借刀枪剑棍等项目获奖，但武术的传承方式已发生根本性改变：从“族群认同的载体”沦为“纯粹的竞技体育项目”，从“社群集体传承”转变为“个体兴趣学习”。一位资深武师感叹：“现在学武术的人不少，但知道精武会历史的人很少，更谈不上理解武术背后的华人精神了。”
